我的故乡浏阳，地处湘东北一隅。80年代以前隶属湘潭地区，乃传统的烟花产区，有花炮之乡美名，同时又带着革命老区和国家贫困县的双重帽子。90年代以后，借经济飞速发展的大潮，浏阳摘掉穷帽子，撤县设市，城区规模迅速扩大，人口膨胀到一百四五十万。319国道拉直以后，黄花机场几乎成为在长沙市和浏阳城之间的中点。籍此便利交通与经济起飞之双重辅助，浏阳跃居全国百强县之列，骎骎然已经成为中部崛起的县域经济样板之一。

每次返乡，我都会深深感受到，这个样板里不断沦陷与从未得到过的，正如它已经取得的荣光和还在酝酿着的梦想一样，让人赞叹，又让人叹息。

【城市化与向心力】

在浏阳，似乎汽油不要钱，又似乎汽车不要钱。大街小巷都是车流。汽车的密集程度，总会让人怀疑浏阳市民是否已经人手一辆车。除非不得已，我很不情愿在浏阳县城开车，盖因停车的难度已经和上海内环城区不相上下。而市区中心地段的拥挤程度以及车辆行使秩序的毫无章法，肉眼看我相信已在上海之上。

尽管和富饶的东部城市还很难比较，但宝马奔驰之类的豪车，在浏阳街头已经十分普遍。豪车的密集程度，已经成为财富在这个县城里物质化流动具备充足代表性的具象。

在这个具象之下，一部分是这座城市税源稳定的工商业活力，另一部分能触摸到的，则是这个县城折射出来的十足笃定，这种笃定是由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为主体的主流社会所释放出来的向心力构成。

四五年前的南方周末曾经在岁末的一篇报道里，以《一个县城公务员的幸福生活》为题，以浏阳县城一个公务员家庭为例描写过这类快活日子：公车公款等几乎无需个人开支的日常消费，稳定的薪资，可观的奖金，彼此错综复杂又紧密联系的县城人际脉络，凡事都能找得到熟门熟路熟人的舒适与惬意。

河南作家刘庆邦在小说《神木》里，曾经描述过从外地回来的村民，无论混得多牛逼，一到村支书家里就会收摄心神，敬畏感不由自主而生。社会学家曹锦清在《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书中也有类似描述。

我理解这和浏阳这种笃定与向心力一样，不知道是否可用金观涛在二十多年前所说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但我相信，这种现实生活中的超稳定结构社会，与微博上危机四伏的千疮百孔社会一样，都是两个真实的中国。

【新农村与审美缺陷】

浏阳县城以外，传统上分东西南北四乡，各有特色和特产。如胡耀邦先生所在的南乡以出产花炮为主，西乡出花木，东乡历史上出产夏布。我家搬进浏阳县城前，所在地乃北乡，则无所特产，故有耕读传统。浏阳北乡也是王震将军和网络上屡得恶名的北大“笑长”周其凤先生的老家。

北乡和浏阳县城之间横亘着一座高山，名焦溪岭。

这个地理上的分界线放佛也是城乡社会的分界线，焦溪岭以北的浏阳北乡，在经济水准与社会发育程度上，很明显比焦溪岭以南的县城要低一个水准。

车辆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出城之后，车子照旧多，但豪车已渐少，好车多挂城区和长沙市牌照。最常见的是各种经济实用型车，目测结果是吉利、奇瑞和比亚迪成为农村家用车市场的三分天下。中国的国产车永远是低端与低档的代名词，忝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真是个令人悲伤的现实。

比车辆更典型的是建筑。这十来年间，浏阳传统民居建筑形态里最早的土筑屋早已经消失殆尽了，而土砖屋也已经极少见到，遍地都是红砖屋。这种钢筋水泥结构的红砖建筑，不是江南民居里常见的白墙青瓦，也不是欧美的别墅结构，应该是这二十年来最丑陋的一种建筑。

有时车行在山清水秀的地方，突然会转出一栋极其怪异的建筑，其形其状唯有灵屋可比。灵屋者，吾乡办丧事时烧给死者阴间居住的纸扎建筑也。

这种完全失控的局面，我想任何一位有想法的建筑设计师，相信都一定会大摇其头。

比这种建筑学上的审美更糟糕的是，几乎所有的房子都一窝蜂地扎根在马路边。国道上繁忙的车流永不停息制造的噪音与灰尘，一点都不浪费地被这些盘踞在公路两边的建筑物们吸收掉。我相信我的乡邻们也非常清楚这种生活未必舒服，但我几乎没有听到怨言。相反，每个准备盖新居的人，依旧兴致勃勃地继续在公路边扎堆。

尽管包括我大姐家的建筑在内，开在马路边的这些商店生意总是清淡得让人怀疑随时可以关门，我想这种选址仍然是为种种可能存在的经商便利而预备着的。

我经常在想，这应该也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反向选择惯性。如过去物资匮乏时期的长期煎熬，什么都要抢要争，导致现在大家都不习惯排队，都喜欢一窝蜂，生怕拉在后面就会错过什么。上飞机也是如此。再比如过去交通极其不便，大家住的地方都崎岖偏僻，山头弯角犄角旮旯什么的。到现在有机会拆了重新盖房子，总希望盖到交通越方便的地方越好，最好汽车能一直开到厅堂里。

当然，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然是新农村建设的所谓统一规划。

这个规划在民居和建筑上，丝毫没有看到在审美上的任何设计。相信这一定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大败笔之一。不用说和欧美那些如诗如画的小镇比较，即便和我到过的国外一些算得上偏僻的小镇相比，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丑陋与恶俗的时代。

【国土整理】

与之相比，值得称道的是乡村公路硬化工程和国土整理工程。村村基本都是水泥公路，交通已有极大改善。

而前几年已经完成的国土整理使得农业机械化终于在中国南方水田里得以初步实现。

王小波曾在一篇杂文里感叹在山东姥姥家里挑粪上山的繁重农活，殊不知在南方农村，水田里的农活之繁重是北方旱地的数倍。繁重的农活特别是“双抢”（为赶节气，在炎热的夏天抢收割早稻和抢插晚稻秧苗，谓之双抢）是我青少年时的噩梦。最可怕的是，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一两千年前的农具插图，和那时我们使用的几无二致。

这种悲观与绝望感，使得那时我最爱听的歌居然是《我的故乡并不美》，那些歌词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我的故乡并不美啊，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男人为你累弯了腰啊，女人为你锁愁眉……后来有机会出国，更是郁闷。同样是种地，莱茵河边的德国小镇吕德斯海姆就能把种葡萄这种事情拾掇得让人流连忘返。以色列人就能在沙漠地的恶劣环境里愣是整出繁花似锦。

我父亲告诉我，国土整理工作完成后，田亩基本都已规整，现在耕地、播种和收割基本都已经实现机械化，中耕则用除草剂代替，只有插秧因为技术问题尚难以得到彻底解决，于是人们就用抛秧来代替。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现在已是操作联合收割机承包了数百亩良田的种田大户。与之同时解放的，还有自此退出历史舞台的耕牛。我的女儿将来恐怕很难再读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更会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描绘的农耕生活隔膜得很。

但无论如何，这种千百年来传统的人力与畜力相结合的耕地播种插秧收割等原始技术终于让位给现代科技，而这个变化在我有生之年也居然看到了。这是我这几年每次返乡最开心的地方。

那么，那些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这些劳动力，又在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