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爱榜讯（记者袁子弹报道）今年5月初，儿童故事影片《天使的声音》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迎接党的十九大 共圆小康中国梦”主题放映活动推荐片目，该片是60部入选影片中惟一的现实题材儿童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侗族留守儿童的故事，既反映了留守孩子缺失亲情、生活艰辛的一面；更突显了他们顽强乐观、自立自强、敢于追求梦想的可贵品质，以及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深圳市新闻出版广电局认真落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160号文件，使用宣传文化基金，购买了这部电影若干场放映权，并于5月中旬开始，由电影放映队深入居民社区进行公益流动放映。

流动放映也就是放露天电影，必须天黑以后才能开始。天热，蚊子咬，无座位，又是热播电视剧的黄金时段，放映者事先担心能有多少人从家里出来看露天电影？但观众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社区提前发了通知，海报上背着柴草的三姐弟、穿戴着侗族美丽服饰的孩子，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5月30日是端午节，《天使的声音》在深圳龙岗区布吉镇南湾街道下李朗村放映。除了天热、蚊咬、没座位、热播电视剧等“阻力”外，又加上了过节。但是下李朗村广场人头攒动，至少有千人以上。孩子们席地而坐，看得入迷；大人也全神贯注，全都一直站着看完影片。放映队长说：“放这电影心里高兴，那叫一个盛况空前。”久违了的露天电影，散发着草根和泥土的气息，影片收获了超高的赞誉，从露天电影的壮观，看到了真实的社会效益，记者也得知，6月2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第八版整版以特刊的形式刊发该片创作经历介绍及评论文章。

小女子年方七十 仍可以“上天入地”

周思明

2014年苏曼华被评选为“深圳市首届最美长者”。她发表获奖感言说：“小女子年方七十，正可以更上层楼”。此言一出便在深圳广泛流传开来，成了炙手可热的名言。

小女子苏曼华20岁开始文学创作；54岁作为文艺人才被引进深圳；57岁开始创作电影文学剧本，专攻儿童电影；70岁为捍卫编剧主权，发奋由专职编剧转而兼任制片，今又4年矣。4年间她完成了两部电影，近来，她的新作《天使的声音》，以其极为醇厚的泥土气息和回归露天的放映方式，引起追捧和热议，笔者不禁想要对苏曼华的创作轨迹进行梳理。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50多年来，苏曼华正是这样做的。她始终不渝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文学与电影创作领域进行跨文体写作，特别是近16年来，她侧重于儿童电影的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

1998年，苏曼华从辽宁调入深圳。一踏上深圳这片神奇的土地，她就迫不及待地深入生活——到蛇口小学去；到深圳实验学校去；到元平特殊教育学校去；到深圳市少年宫、少儿图书馆去；到沙头角街道去……当她发现一个好题材时，她便告诫自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紧追不舍，深入开掘，坚信“淘尽泥沙始见金”。创作电影文学剧本《送你一根魔杖》（后由导演更名为《我们手拉手》）的时候就是如此。这部电影反映了深圳实验学校与井冈山下七乡中学在“手拉手”活动中城乡孩子之间的深入互动，讲述了他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收获纯真友谊的感人故事。苏曼华在深圳实验学校采访后，又独自一人深入井冈山下七乡体验生活、搜集素材。

那是2001年6月，苏曼华从深圳坐火车到吉安，从吉安坐大巴到茨萍，再从茨萍搭上一辆个体营运的破面包车去下七乡。山路极险，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道路不是左右的S型，就是上下的S型，陡峭的下坡路上司机毫无减速之意，破面包车稀里哗啦一路呼啸前行。行至半路又下起瓢泼大雨，大雨中她一个人在下七乡下了车。茫然四顾，半山腰上有房屋，她猜那就是下七中学。山水从山上一泻千里，她迎着山水向上走，打伞和卷裤腿都已毫无意义。当她见到下七中学校长连国富时，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山区中学的学生大多离家很远，70%以上住校。她要探访学生的家庭，山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连校长只得让骑摩托上班的老师用摩托载她进山家访……为了这部电影，苏曼华前后六上井冈山。天道酬勤，电影《我们手拉手》于2005年荣获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影片奖第一名；2007年又获第10届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04年春，苏曼华到深圳渔民村采访。在邓小平同志视察渔民村20周年的时候，她一次次地往渔民村跑、往租用渔民村厂房的企业跑，采访当年同邓伯伯（他们这样称呼小平）握过手的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采访上世纪70年代逃港、80年代回归、而今企业越做越大的港商；采访打工仔和打工妹……深圳的春天热如夏日，那时渔民新村还没有交付使用，电梯不开，为了弄清站在渔民村的窗口看深圳河对岸究竟能有多宽的视野，她走防火通道，徒步爬上十几层楼……春天的汗水没有白流，到夏天终于凝结成电影文学剧本《河的那边是香港》。全剧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世界，女孩子和深圳一起长大。渔民村20年的发展变化就是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怎样给孩子们讲述改革开放的故事？苏曼华交出了优秀的答卷。

2007年初，苏曼华开始关注住在深圳，每天跑过罗湖桥到香港上学的港人子弟（他们被称为“跨境学童”）。她认为，深港亲情在跨境学童身上体现得最充分。为了抓取最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冬日的清晨6点多，天还没亮，她就赶到罗湖边防检查站出境大厅，那里有深港走读儿童专用通道。香港从幼稚园到高中都免学费，所以从刚上幼稚园的3岁孩童到已上中六（高三）的少男少女都不辞辛苦，每天往返奔波在罗湖桥上。这样的孩子当时在深圳有近7000人（现在已近两万人）。苏曼华跟他们一起跑过罗湖桥，到香港元朗邓兆棠中学（简称邓中）体验生活。通过朋友介绍，她住到邓中英语老师周娜家里。邓中上午上6节课，两节连排，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但是课堂上轻松活泼。学生可以交流讨论，正好消解了课业的沉重。中午苏曼华跟师生们一起在学校食堂吃饭，下午有时去上家政课……

一座罗湖桥，分隔着又连接着一国两制的生活。苏曼华细细揣摩、深度思考两地的文化差异，努力挖掘发生在罗湖桥上和罗湖桥两端的故事，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跑过罗湖桥》。这部作品命运坎坷，经过7次大幅度修改，直到2013年，改到第8稿才拍成电影。这一稿剧本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早已成为苏曼华顽固的习惯，成为她的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在“苏曼华文学创作50年”座谈会上，她的老朋友刘元举发言，说她“既能入地，又能上天”——上世纪90年代初，苏曼华任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时，有一年春节她没在家过年，而是深入到抚顺煤矿的井下，和矿工们一起过春节。20多年后的2013年，刘元举和苏曼华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不期而遇。哇！老朋友风采竟然不减当年。70岁的苏曼华充满创作激情，焕发着朝气和活力。原来她是到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县”）采访、采风、体验生活。塔吉克人自称是“太阳之子”，走进“太阳之子”的村落，到达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所以刘元举说她“能上天”。

塔县和喀什市都是深圳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的受援地。苏曼华在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简称“前指”）听到了“深喀家庭1＋1”活动中的一些故事。这项活动是深圳市和喀什地区的各50个家庭建立联系，两家的孩子结成“对子”，像走亲戚一样互相来往。苏曼华立刻意识到这是难得的民族团结题材。苏曼华觉得自己有责任写出民族团结的美好故事，用真实的、正面的艺术形象来战胜负面影响。于是她争取到“前指”支持，便有了2013年的初登帕米尔。淳朴、善良、好客的塔吉克老乡热情地接待了苏曼华。她与塔吉克女孩儿古丽娜热全家都成为了好朋友。跟她同龄的达力·买提胡夏力则讲述了自己童年遇到一位解放军，受到那位解放军的关爱，因而一辈子都感恩在心的亲身经历，这些素材后来都被她用到了电影文学剧本《鹰笛·雪莲》中。

2014年5月，已经找到电影投资、担任《鹰笛·雪莲》编剧兼制片人的苏曼华带领主创人员到塔县作开机前的准备。7月电影开机，苏曼华第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这次她带领着106人的摄制组，在帕米尔高原上连续工作了一个月，艰难拍完了这部电影。这一次，苏曼华真正感受到了这座世界屋脊的严酷威力。

《鹰笛·雪莲》全程在高原拍摄，拍摄场地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有的场景还在5000米以上、甚至接近6000米。帕米尔高原的植被远远不如云贵和青藏高原，所以缺氧更加严重。苏曼华肩负着管理、带领整个摄制组的重任，要保证全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剧组把一辆面包车改装成急救车，还聘请了跟组医生。每天都有人晕倒，有人住院。强烈的高原反应使得她不能躺下，躺下就喘不上气来，每夜都是半坐半卧，没有一夜能踏实入睡。时间长了影响到心脏，两只脚肿得穿不上鞋子。苏曼华就每天穿着拖鞋东奔西走……

完成了电影《鹰笛·雪莲》的拍摄，年逾七十的老作家该休息了吧？苏曼华却一头扎进了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大山深处。一年以后，讲述侗族留守儿童的电影《天使的声音》开机。那是2016年元旦后、春节前，是20多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那段日子深圳都下了雪。苏曼华带领着她的团队，在黔东南大山深处的侗寨里，冒着刺骨的寒风，硬是拍完了电影，关机那天已是腊月二十五。一年以后的今天，《天使的声音》以最接地气的方式，走进了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鹰笛·雪莲》也给创作者带来了回报：苏曼华凭借此片荣获第七届欧洲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故事片奖、首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电影奖、2016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杰出制作人奖。

为了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苏曼华就是这样不惧艰险、不辞辛苦地拼搏着——跑过罗湖桥，深入渔民村，六上井冈山，三登帕米尔，转战黔东南……

我写这篇影评的理由有些复杂。影片是关于贵州留守儿童的，对于这个人群，我因工作原因曾有过一些接触和了解。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对在贵州发生的电影事件，也一直保持了关注。因此，为贵州的电影事业和贵州的孩子们做点什么，是我一直念念不忘的心事。影片《天使的声音》所做的，恰恰是我所想的事情，单凭这一点，就该对创作团队表达个人的敬意了。

我与这部电影的编剧兼制片人苏曼华女士第一次通电话时，我正在深圳机场候机。我是去参加由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主办的“第四届儿童国际戏剧节”系列活动，其间观摩了两部少年儿童歌舞剧（中英双语），参加了戏剧教育论坛。正是由于这次戏剧活动与观看电影《天使的声音》前后相连，我意识到，我经验的是一个艺术学古老命题在当下中国的全新呈现方式：文艺可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山区留守儿童生活之艰难，时时见诸媒体，这部电影对此也没有回避。如影片中记叙姐弟三人照料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奶奶，这是当地留守儿童非常普遍的生活状态。没有来自成人世界的宠溺呵护，相反，他们提前承担起成人的社会责任和劳作义务。对这些家庭来讲，低端手机仍然是奢侈的消费。因此，参加文艺表演时学校免费配发的银色首饰也就格外值得他们珍惜，甚至要在遇到老银匠轻视时捍卫这些廉价饰品的美好。

《天使的声音》对孩子们生命中的苦涩进行了观照和记叙，但更主要的，影片告诉我们，孩子们的生命仍然不乏美好。影片开始时，我们看到孩子们放声歌唱。侗族大歌举世闻名，所谓“歌养心、饭养身”，侗族大歌之于侗族人民的精神生命犹如食粮一般不可或缺。今天，为了旅游开发的目的，当地出现了越来越多表演形态的歌舞活动，观赏性很强。而孩子们在赛歌结束后回家路上的边走边唱，更有毫无功利、自然自在的意趣。古老的大歌陪伴孩子走过艰难的山路，稚嫩的歌唱又为古老的民歌加入新的音调。对于这些孩子们，生活并不会压垮他们。相反，即使是帮奶奶大小便这样的活计也仿佛滑稽的喜剧，让他们笑个不停。弟弟最苦恼的事情是自己唱歌跑调被小伙伴们取笑，这显然也不是物质匮乏导致的痛苦，而是精神追求受挫带来的烦恼。可见，《天使的声音》避开了同类题材创作常见的一个误区，即：非苦戏不能写弱势群体。留守儿童的生活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表述为凄惨。我之所以欣赏这部电影，正因为它告诉观众，这一类带有偏见的印象远非事实。

还有另一个基于偏见的叙事套路：一旦当乡村的孩子们踏进城市，城市和现代文明的负面因素又往往被放大。城乡双方都被这样的错误认知固化为一种二元对立式的存在。不仅类型化的故事片，在许多文艺片和艺术片中也如此，甚至陈可辛的《亲爱的》也不能免俗。而在《天使的声音》里，弟弟虽然也在城里遇到可怕的犯罪分子，但更多的是那些热情帮助他的力量，来自个体，也来自整个社会。它让我们相信，现代文明并不是异己的毁坏者和剥夺者，它带给孩子们关于未来的梦想，并将最终解决孩子们的困境。

当然，参与这部电影演出的孩子们并不需要思考这些，只需享受这次奇妙的电影之旅就足够了。同样是非职业演员，成人的参与和孩子们的参与是不一样的。对于前者，参演电影更多情况下是一份工作；对于后者，文艺既是认知世界的途径，也是学习如何与社会（主创人员）交流的场域，更是想象和理想的王国。在这个过程里，他们的能力、自信得到极大地提升。当然，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具备表演的天分和技能，但这个参与和学习的过程本身会是一次隆重而神奇的成长仪式。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大银幕上，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多声道的音响里传来，他们对自我的认知、理解和想象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这部电影让侗族留守儿童来担任主演，他们淳朴地扮演自己，是一次了不起的实践，是关乎教育、特别是山区教育的重要行动，它可以启发一些新的思维。

戏剧、电影，这样的艺术活动在今天都采用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运作模式，但在我所经历的儿童戏剧和儿童电影事件中，分明呈现出另一种可能和功用，那就是更加广博的社会教育，它容纳了儿童和成人，连接起当下与未来，同时滋养着文艺与现实。

这样的工作当然是由成人策划并执行，而一旦孩子们参与进来，他们就成为主体，从自我意识被唤醒，到创造力喷薄而出，到形成健康、完善、良好的心理和人格。其实，这个过程里，成人并不需要做太多，也不可能做太多。请给他们一个文艺的王国，让他们自然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