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打工文学大赛一等奖得主唐诗在原来打工的工厂留影。

李双鱼称打工的疲惫和空虚让他再度开始写作。

11月22日，作为第14届深圳读书月重点主题活动，“我的中国梦·我的文学梦”打工文学大赛举行颁奖仪式。此前一周，后打工文学发展论坛在宝安图书馆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亲临现场———这已是他第三次参与深圳的打工文学论坛。“深圳的打工作家群体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中国文学版图上具有战略意义。”李敬泽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深圳的打工作者群体近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坚持阅读与写作而从深圳的工厂流水线上走出来，并被冠以“打工作家”称号。打工的苦涩经历逼着他们成长，而对文学创作的坚持则让他们改变了命运。同时，这也催生了深圳特有的“打工文学”。正是因为打工之外的创作也在悄悄改变着这群打工作家们的生活、甚至命运。当忙碌而辛苦的流水线工人时代结束，失去了打工时的苦闷与压力所产生的创作冲动，一些有识之士不禁追问，后打工文学的出路在何方？

打工苦涩激发创作冲动

如果说深圳是我国“打工文学”策源地，那么宝安区则是这个“策源地”的大本营。从1984年，这里的打工者就开始文学创作，反映打工中的喜怒哀乐，得到许多人的共鸣。许多打工者原本就有些文学基础，打工生活更促生了他们“文学梦”的壮大。刚刚在深圳打工文学大赛上获一等奖的打工作者唐诗以及打工作家李双鱼正是这样。

“2003年，我离开老家来到深圳，开始了自己的打工之旅。”李双鱼说，当时他在宝安西乡的一家工业园区做流水线工。起初，他还带着文学梦经常写点东西，但随着工作压力增大，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文学那么遥远。作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李双鱼基本工资很少，只有四百多元，为了挣钱，加班成常态。“一天下来累到崩溃，给我张床，躺倒就能睡着。”李双鱼说。由于加班工资还不低，那段时光还算比较开心，但渐渐他发现，流水线式的生活让人感到疲惫。久而久之，内心空虚、孤独。这时，他再度捡起已放下很久的写作。在这里，他找到了精神寄托。“这次和起初的创作不一样。”李双鱼说，以往写的多是青春和梦想，而现在，则多了些现实主义色彩。

唐诗坦言，打工生活的疲惫和苦涩，让自己的写作更加丰富。“打工时的文字更多是一种对现实的思考，对生活的领悟，而以前，更多的是有点‘感时花溅泪’的风格，打工时的创作比以往的写作更深刻”。

而之前在深圳做物业保安员多年的打工作家刘永，是2003年从部队退役来到深圳的，其老家在安徽阜阳太和县山村，他说，在深圳一家物业公司做保安时，20多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在繁重的工作、生活压力下，昔日的梦想随着岁月流逝日渐虚幻。”刘永说，他陷入思考，于是继续阅读写作，硬是在楼道的感应灯下写出了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特殊环境孕育了“打工文学”

深圳市作协驻会副主席、博士于爱成曾对深圳打工作家群体做过专门调研。于爱成认为，深圳打工文学的特殊现象与百万打工阶层大量涌入有关。“为数众多的打工阶层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以及转型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和复杂的现实中，激发了创作冲动。”于爱成认为，“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了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背井离乡，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从宗族血统走入契约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漂泊生涯。

“相较于广州、上海这样的城市，他们在文化积淀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学创作也比深圳领先很多。由于本土文学的强势，让打工文学很难获得突出发展。”宝安区作协主席王熙远举例说，广州、上海是文学创作的森林，在那里，作为幼苗的“打工文学”想要发展显得困难。而深圳文化基础较薄，更容易让“打工文学”获取发展的阳光雨露。

王熙远认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这里有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各种思想的交融、冲突，也促进了打工文学的发展。以宝安为例，打工人群的集聚为打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人的基础。而打工中的辛酸、苦涩、寂寞，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内容。另外，深圳“打工文学”的兴起也与深圳各级政府的支持有很大关系。早在2000年，深圳就以“大写的20年———打工文学研讨会”为题，组织了一次高规格学术研讨。这是国内首次对第一代打工文学进行集中盘点。市文联、作协从2005年至今，利用每年读书月平台，连续举办九届大型打工文学论坛，推动了打工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

“打工文学”声音越来越弱

对于唐诗和李双鱼们来说，打工之外的创作也在悄悄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甚至命运。初来深圳时，唐诗在沙井一家工厂打工，而如今她已经到福永街道办上班。李双鱼也不愁谋生的事，一些企业、公司内刊编辑力邀他前去负责。刘永也因为写作，成为深圳首批因写作特长招调入户的农民工，现在在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工作。

当忙碌而辛苦的流水线工人时代结束，失去了打工时的苦闷与压力所产生的创作冲动，后打工文学的出路在何方？“有些打工出身的作家，有了名气之后，内心就会排斥打工文学，觉得层次太低。另外，也有作家随着收入的增长，职位提升，渐渐也写不出文章了。”李双鱼说。

尽管深圳的打工文学取得了卓越成就，出现如安子、黎志扬等早期打工文学代表人物。唐小林、孙向学、阿北、陈再见、唐诗等也都在打工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于爱成认为，现在打工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主要还应该从打工文学自身找原因。

长期关注深圳打工文学的中国出版集团数字传媒公司总编辑姚文坛认为，打工文学还是应该回归文学本身。而于爱成认为，应该发挥文学自由表达的特性以及想象力超越现实困境的特性。于爱成建议，尽快成立开放式文学艺术院，推行签约制、招标制、客座制、工作室制，打破体制外与体制内、户籍与非户籍界限，将打工作家群纳入深圳文学艺术院服务管理范畴。对优秀作家实行签约，提供必要的创作生活扶持。此外，优秀的打工作家，可根据能力和意愿，聘到文学艺术院从事管理工作。

统筹：南都记者王烨

采写：南都记者徐龙晨 王烨

现在打工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主要还应该从打工文学自身找原因。建议尽快成立开放式文学艺术院，推行签约制、招标制、客座制、工作室制，将打工作家群纳入深圳文学艺术院服务管理范畴。

———深圳市作协驻会副主席、博士于爱成

有些打工出身的作家，有了名气之后，内心就会排斥打工文学，觉得层次太低。另外，也有作家随着收入的增长，职位提升，渐渐也写不出文章了。

———深圳打工文学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李双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