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命名者的心态有些猴急，摆出一个“先锋”的pose，抢注商标似的，给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起一个“陌生化”的名字。就说这“后打工文学”吧，“打工文学”刚刚有那么点意思，就心急火燎地给加了一个前缀，就像某些人动辄喜欢说“后现代”一样。其实在中国，“现代”刚刚起步，何以突然就“后”了呢？
不管起个啥名字，“打工文学”的存在却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以深圳为例，目前打工者已近万人。他们中的一些有志者，因坚持阅读与写作而从工厂流水线上脱颖而出，成为小有名气的打工作家。打工的苦涩经历逼迫着他们成长，而在收获文学创作果实的同时，也让他们的人生轨迹得以改写。这也正是打工文学能在深圳牢牢扎根、蓬勃生长的客观条件和内在理由。与“打工”同步的“文学”，已经和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打工作者们的生活乃至命运。然而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悖论也浮出了水面：那些熬出来的打工作家，一旦告别了忙碌而辛苦的流水线生活，告别了打工的苦闷与压力以及由此催生的“文学”写作冲动，那么打工文学的“后劲”就容易荡然无存—这正是当前打工文学的危机所在。
打工文学创作的确正在改变着打工作家群体的命运。著名打工作家王十月因获得鲁迅文学奖被广东省作协纳入编制，成为正式工作人员，如今在《作品》杂志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著名打工诗人郑小琼因为诗歌创作蜚声在外，也被广东省作协相中，与王十月一样，成为一名正式工作人员，在《作品》杂志当了编辑。打工作家刘永因文学创作成为招调入户对象，他现在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做着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与此同时，问题也随之产生：当忙碌而辛苦的流水线工人的时代宣告结束，失去打工者的苦闷与压力所产生的创作冲动以后，“打工文学”的后劲何在？
诚如某打工作家所说，“有些打工出身的作者，有了名气之后，内心就会排斥打工文学，觉得层次太低。另外，也有作家随着收入的增长，职位提升，渐渐也写不出文章了。”尽管深圳打工文学取得了文坛瞩目的成就，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打工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打工文学发轫时期的那种粗粝、蛮野、不羁、呼喊等等，也正难觅踪迹。甚至可以这样说，真正意义上的打工文学，已如同凤毛麟角。有鉴于此，意见和建议就出来了，诸如，打工作家应该由政府、文联、作协等机构收编，以签约作家、合同制作家等身份予以保护，也就是有人戏言的被“招安”。窃以为，这动议的初衷也许不错，但如果打工作家的生活境遇全然改变，打工作者的痛感不再存在，“幸福指数”迅速攀升，也许以疼痛为标志的打工文学就会gone with wind (随风飘逝)，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也。据此，也有人提出，打工文学千万不要被“招安”，必须保持在野状态、粗粝 状态才好；否则，打工文学也好，后打工文学也罢，都将沦为“南橘北枳”的境地。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现在的问题是，打工文学原有的激情和粗粝，都在悄悄地流失。如何保持打工文学的后劲，积极探索打工文学的出路，乃是我们亟须思考和着手改进的一项重要工作。还有，打工文学要想继续生存，良性发展，更需要提高自身的思想品质和美学品位，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有艺术的思想”引领下的“有思想的艺术”，这更是打工文学作家们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更需要警惕的是，部分初战告捷的打工作家在由蓝领变为白领之后，在文学江湖上有了一些名气之后，在外界的诱惑与内心的压力权衡对比之下，如何保持打工文学的自我本质和本来面目，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深入思考的大问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打工文学作家们亟须反思的问题是，面对政府、媒体、文学界的关爱与期待，面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挑战，如何更加励精图治、卧薪尝胆，自觉进行思想与审美的磨砺与刷新；如何从“自写自”的狭窄领域中走出来，去拥抱精彩广博的外部世界；如何将打工文学的后劲迸发出来、保持下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恐怕很难从“打工”上升到“文学”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