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工者聚居的社区里，记者找了多时，才找到不怎么起眼的“时代女工服务部”。门口遮雨棚上几个标牌字，已被雨水冲刷得褪去了颜色。
服务部的创办人，是2009年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深圳的7位工友。
他们曾以千万“中国工人”代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象征”的身份，引起全球关注。在国内，他们的“上榜”也曾引起国内舆论轰动，让国人重新审视“农民工”的价值。7个人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闪耀过后，这些被誉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中坚力量，都在做什么？他们是否和时代一同进步？是否仍和千千万万工人一样在流水线上劳作？
5人离开工厂，2人仍在坚守。他们的故事，显影出工人的生存实况。
“成名”后投身 公益组织
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出炉。莱依迪光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普通工人肖红霞和6位工友，位列“年度人物”榜第二名，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这是不曾预料的。对于肖红霞而言，拍照只是老公朋友的一次偶然拜托，热心肠的她找来几个要好工友一起合影。他们甚至没听说过《时代》周刊。直到他们的照片充斥各大媒体头条，被三番五次邀请到上海、湖南等地做节目时，工友们才真正体会到了《时代》的影响力。
肖红霞说，当时深圳举办“三八”晚会等活动也会邀请她们参加，宝安区还特意把她们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登上<时代>的中国女工》。
这样的光荣让肖红霞的内心起了萌动。或许她也可以做些别的，去回馈他人，而不是每天都埋头在机器之间。
2010年5月，肖红霞因怀孕从工厂辞职，成为最早脱离了工人身份的“时代工人”。在常年从事公益组织的老公张治儒影响下，她开始琢磨利用时代工人的影响力，成立一个关爱女工的公益组织。
“工厂中女工所占的比例很大，但真正为她们提供服务的机构却很少，女工权益受到侵害、无故辞退的现象很多。”肖红霞说。如果能有这样一个“避风港”，她可以在性别歧视、职业安全、卫生健康、婚姻家庭等方面尽可能地帮助在深圳的外来打工者。
肖红霞的想法得到了6位工友的认可。经过认真地商讨和筹备，在201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7位“时代”工友创办的 “时代女工服务部”正式成立。
艰难的公益路
最初，“时代女工服务部”开展关于女工的活动平均每月仅一次。很快，几位兄弟姐妹都相继退出兼职回到工厂，只剩下肖红霞一个人。
“想过有难度，但没想到这么难。”肖红霞说，自己在工厂做了那么多年，每道工序，安排什么人去做，闭着眼睛都知道”，可面对“公益”，却有些无从下手，只凭着满腔热心和一股狠劲硬撑了下来。
“时代女工”的称号没有给肖红霞和服务部带来什么收益，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没有人来听讲座，参加活动，她就去工厂、医院或深入工业区通过和工友套近乎来“拉人”。
奔波很累，但肖红霞觉着值。一次，一位在大浪的女工得了妇科炎症，在小诊所花了好几千块钱治疗。肖红霞知道后给她联系了医生检查，只开了几十元的药就治好了。“工友的问题解决了，我真高兴，觉得自己所作所为很有价值”。
通过不断与人接触，肖红霞开始了解不同的人，以及他们身上发生的各种故事，带来的见识和感悟是在工厂远不能体会的。“自己的视野和心胸，比以前开阔了。”
“现在还有工厂每个月出资5000块请我做主管，”肖红霞笑着说，尽管比她目前赚得多不少，但她还是一口回绝了。“和工人交流多了，很多东西不一样了。现在回工厂，肯定老是会站在工人的角度想问题，老板不会喜欢的。”
去年9月，“时代”工友丘小院辞职加入服务部。尽管运作比以前顺畅了些，但服务部和所有草根公益组织一样，面临各种发展难题。她们还想坚持，还在谋出路。
担心被时代淘汰
在肖红霞艰难投身公益的同时，继续在工厂里打工的黄冬艳和李春英日子也并不好过。7位时代工人里，目前只有她俩还在原来的LED工厂上班。
近年来，珠三角企业“腾笼换鸟”是大趋势。 莱依迪工厂不再接小的部件，规模已从辉煌时300多人瘦身到的三四十人。工厂技术不断革新，这些只有粗糙技术的女工时刻担心哪天会被时代所淘汰。
9月1日，“时代女工服务部”请来了就业专家，为工友指导“如何改变职业状况”。当专家提及，大多数工人在30岁时工资会达到高峰，之后便走下坡路时，在台下聆听的黄冬艳满脸忧愁。
今年40岁的黄冬艳是7名“时代工人”里最年长的。这四年来，她的生活没发生太大变化，依旧在工厂里担任小组长。尽管每个月能拿到3000块左右，工资比2009年涨了将近一千，“但房租贵了五百多。原来5块钱就能吃份快餐，现在至少10元。”
黄冬艳的老公在东莞打工，她想过辞职去东莞重新找工作，“肯定比在深圳能多攒点钱”。但想想在深圳读小学的儿子，她又退缩了。
但是，对于没有学历、没做出“贡献”的她而言，想通过积分入户调入深圳的梦想太遥远。她的孩子，将会和大多数来深建设者一样，或去就读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再回老家进行高考，未来是否能留在深圳，还是个巨大的未知数。
返乡还是留城？
《时代》周刊在评选词中曾写下，中国GDP顺利“保八”，并且由此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复苏，是归功于“数千万背井离乡且多数是抛下家庭，去高速发展的沿海城市打工的中国工人”。
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不少建设者的生活似乎没有“高速发展”起来，他们在城市打拼了一圈后，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回了老家。
去年年后，“时代工人”曹彬和彭春霞就双双从工厂辞职，返回四川县城。
被誉为“厂花”的彭春霞早在2009年初就和曹彬开始了一段“地下情”。 在2009年底，《时代》周刊刊发后，彭春霞收到了不少四面八方寄给她的情书，也促成了这份“地下情”浮出水面。
然而在去年，随着他与彭春霞孩子的出生，生活压力陡然上升，这个曾梦想攒点钱在深圳开家小店、安家落户的大男孩，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到四川德阳市管辖的一个小县城另谋生路。
现在，彭春霞在家带孩子，曹彬则跟着父亲学习水电安装，一天能挣100多块钱。父母再补贴点，日子比在深圳宽裕。但闲下来的时候，曹彬依然怀念深圳的繁华与光鲜。他还在企盼着，什么时候能再寻觅机会，再到深圳来寻梦。
和曹彬相反，工人李春英和老公正在为了回老家而奋斗。她的3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7岁，最小的才3岁，都在湖南老家由婆婆一个人带着，是标准的留守儿童。夫妻俩省吃俭用，每个月能给家里寄上1000元钱。
在深圳打拼十来年，李春英几乎没怎么逛过这个现代化都市。每周仅休息一天的她要照料家庭，还要花小半天时间打长途电话，和3个孩子聊上几句。“这样他们对我这个妈妈才不会陌生。”每每想到孩子，李春英恨不得插上翅膀回老家。夫妻俩已经盖了房子，花了30多万。她告诉记者，估计再在深圳打拼几年，还清欠下的钱，她就可以回家了，骨肉不再分离。
四年后，“时代工人”的身上依旧印刻着大时代的最新烙印。这些数以亿计的工人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时时刻刻都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与走向。
“无论怎样，我还是觉得幸运。”乐观的肖红霞说，不管是登上《时代》杂志，还是自己能来深圳打拼这些年。“比起一直在家里当农民，我的人生已经很丰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