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亟待提高教育水平以消除素质剪刀差，否则将被置于社会边缘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说："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句话在学术界很快引起了共鸣。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刘明慧认为，只有人的素质的提高，才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前提。这一点远比让农民工获得城镇户籍难得多，需要全社会付出更为漫长和艰苦的努力。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即使是农民工的孩子。从理论上讲，农民工子女有权享受和城里孩子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城镇人口，在城里生活、升学、就业、竞争、谋生。他们将成为城市的主人。"刘明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不言而喻，这些孩子们长大后，一定不愿重复父辈为了改变身份而付出的艰辛。孩子们的教育应从现在抓起。

    底层也有鸿鹄志

    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城市里，都有这样的学校，它们不被纳入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自筹资金，专门接受和培养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它们被称为"农民工子弟学校"。

    在北京就有这样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1999年，年仅29岁的女校长宋婷拿出全部3万元个人积蓄创办，如今在校生已逾千名，其中还包括那个曾惊动京城的男孩金蛋。金蛋的父亲曾因忙于开黑摩的而无暇照顾儿子，不得已用铁链将儿子栓在路边以防走失。得知此事后，该校主动接纳金蛋入学，并为其免去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全部免费。这些在校的孩子，有的曾随父母一起卖水果，有的曾在父亲的简易工棚里度过寒暑……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但也不乏鸿鹄之志。他们有的想当数学家，有的想成长为人民教师，有的想当兵，有的想上大学，有

的梦想成为

律师……

    金蛋和他的同学们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毕竟在社会的关怀下，在好心人的资助下，他们获得了梦想以及实现各自梦想的道路。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未来定将有人脱颖而出，成为社会之栋梁。然而，他们的兄弟姊妹们却并非都能分享这样的幸运。金蛋的弟弟金虎在出生11天后夭折，姐姐金红因散养而走失，无法寻回……他们的境遇折射出农民工及其子女在社会底层生存之艰辛，而更令人堪忧的现实是，由于缺乏筹资渠道，农民工子弟学校普遍捉襟见肘，在北京朝阳区曾有一所子弟学校因拆迁而倾家荡产，教师也拿不到一分钱的遣散费。据了解，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工资水平大约是800-1000元，甚至不如北京市家政工的工资水平1200-1800元。

    而当前对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更是鲜有所闻。

    所有这些都在提醒人们，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素质，是关乎未来城镇人口素质的大问题。"因为现在的农民工，就是未来城镇的主人！"刘明慧说，她认为未来城镇人口素质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各人的禀赋，更取决于人的素质，即受教育程度、是否具备规范的理念、能否遵守基本社会道德规范等等，而这些都是由人的职业、收入水平和就业稳定性来决定的。

    素质的优势

    刘明慧认为，提高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素质，对于其自身有着十分积极和现实的意义。有人把城镇人口分为富裕阶层、知识分子及公务员阶层、城市平民、贫困且受教育低人群，这样的划分在客观上也体现了对人的素质的评价：高素质人群普遍受尊重程度高，反之受尊重程度低。农民工虽任劳任怨，却在城市生活中时常处于不被尊重的地位，并且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就是因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亟待提高素质，否则将被置于社会边缘。农民工要想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就得融入城市生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素质是一个抽象的词，但与其相对等和匹配的，则是有尊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和住房等等保障制度，以及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领取。毋庸置疑，高素质人群在就业、社会财富分配和获得社会保障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反之，就意味着得不到就业机会，对于社会财富的领取少得可怜，获得的社会保障也不甚了了。这就是素质剪刀差所带来的歧视和不公。但是，当整个城市都在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时，作为城市建设主力军的农民工，理应分得一杯羹。国家是有能力做这些事情的。

    一个摆在农民工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目前农民工进城后，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正面临严重的就业歧视，比如农民工进城后进不了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只能在非正规的就业市场上找工作，或者靠亲戚朋友关系在城市自谋职业，这就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

    如何把他们纳入正规的就业市场，让他们感受到同等的尊重，这是国家有能力做到的。要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同时改变其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现状。这种培训理应由国家财政出资，委托资质较高的机构对其进行职业培训，使其很快就业，融入社会。或者由国家财政出资，在企业里实行农民工职业培训奖励制度，鼓励企业进行职业培训。

    亟待破解的难题

    "教育程度决定农民工未来的就业前景。"刘明慧这样认为。而如何破解农民工教育的难题，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她表示，这个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差异造成的，而城乡差异形成的原因包括政策因素、体制因素、制度因素等，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城乡二元化差异，因此，这个难题应从政策、体制和制度等方面进行破解。

    从政策角度看，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的职能，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承担更多的义务。正如一部电视剧《城里城外》所反映的那样，在建国初期，国家按地域用户籍制度将人群分为城镇人口和非城镇人口，而在户籍制度上又附加了很多福利性功能，如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公共服务功能，这些功能在城乡属于截然不同的两套公共服务体系。比如在2006年以前，城市义务教育由政府提供，而农村教育则由农民自发提供，政府并不为其子女提供义务教育。从2007年以后才实行城乡一致的农村义务教育，将农村教师工资、书本费等等纳入国家财政。尽管如此，进城农民工由于流动性大，其子女的教育处在城乡义务教育两不覆盖的盲区内。由于没有国家财政作为后盾，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面临资金匮乏，没有保障，师资水平低等重重难题，农民工子弟学校可随意关停。

    所以说，义务教育的差异就是未来城镇人口中，本地人与外来务工人口的最大差别。为了弥补这些差别，各地方政府应将这部分人的教育经费纳入地方财政。具体做法是，按生均人头进行预算，把农民工子女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内，同时地方政府应进行财政预算，给予这些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财政补贴。

    从体制角度看，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存在收支划分，对于农民工进城后教育、培训、住房等方面所需的财政开支，更多地划给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承担得相对较少，这就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对于如何应对这一突出矛盾，刘明慧提出的建议是，在城镇化进程当中，为使农民工及其子女在教育、培训和住房等方面获得切实保障，可实行中央向地方进行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所谓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指的是中央对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有特定用途的资金转移。这里的特定用途指的是教育、培训和住房保障。

    如果这一制度得以实施，则能解决地方财政在农民工教育、培训和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大问题。比如在浙江和广东等农民工输入大省，由于地方财政能力有限，在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提供教育、培训和住房保障时，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否则会打乱其原有的财政分配体系，因此可由上级政府对其进行专项转移支付，让地方政府拥有充分资金。

    而在制度建设方面，很明显，当前的户籍制度已难以跟上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甚至将成为其"拖累"。因此应当逐步改革，从而让农民工在城镇里拥有长期稳定的生活。目前虽然一些城镇实行了身份登记制度以取代户籍制度，但附加在户籍上的带有明显城乡区别的福利制度并未剥离。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将抵消对农民工及其子女进行培训和教育的成果，因为由于这一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及其子女即使在接受了培训教育并实现就业后，仍不能享受到与城镇人口均等的福利，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政府理念须转变

    "推动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和就业，提高这部分人群的素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为他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刘明慧坦率地强调。那么政府应做些什么呢？因为许多问题是由政策体制造成的。

    "政府理念的转变最为关键。"刘明慧认为，政府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就在于为社会服务，维护公民福利，保护公民利益。过去搞城市化时进行的是外延式的土地扩张，而如今搞城镇化应转变为内涵式的发展，应把人作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过去搞的是物本主义，现在应当实行人本主义。要研究人的城镇化，不仅要从职业转变、身份转变入手，更要着重研究人的转变，以及人的素质的提高。

    在政府理念转变的基础上，应进而着手制度和政策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我国土地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国有，开发、征收、收益分配都由政府主导，而土地开发收益的分配制度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子女教育资金的筹集。

    农村土地开发的收益一般用于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农村土地设施的改良和建设，但就目前而言，农民获得的补偿明显过低，土地收益大部分用于后两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对农民补偿的比例要提高。而提高比例后所获得的资金应向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培训和教育倾斜。

    实现包容性发展

    推行城镇化，免不了触及城乡差异，刘明慧认为，这种差异是未来城乡多元化的表现，具体体现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就业方式、收入及消费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最终表现出来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剪刀差"。以前是产品销售价格的剪刀差，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而现在，则多反映为公共服务的剪刀差，以及人口素质的剪刀差。

    刘明慧认为，这些差异是由很多因素导致的，其中包括体制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而这些因素在近期难以消除，有延续性，且与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是相冲突的。比如城乡之间存在地域差异，由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限制，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地区人口难以向城镇流动，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文化信息难以在农村地区普及，客观上导致了农村人口文化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素质低。

    而要克服这种差异，就应当实行包容性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城镇化中农民是弱势群体，由于历史原因，尽管社会对提高农民工素质做出了各种艰苦的努力，但与城镇人口相比，总是有差距的。但不能因为这种差距的存在，就把农民工排斥在社会发展的边缘。城镇化的成果体现在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最终这些成果也应落实到农民身上。应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教育进行总体设计，将农民工就业和受培训教育的水平联系起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国家财政应鼓励民办性质的教育，同时整合一些教育资源，让农民工有计划地参加到职业技能的培训当中。

    刘明慧强调，职业技能的培训，这是农民工在城市扎根的基本前提，解决了就业问题，才有最基本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