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深圳市文联原副主席、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曾获“广东省优秀中青年专家”称号。出版著作有《文化深圳》《深圳文化研究》《打工文学纵横谈》等。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文联“山花奖·优秀学术成果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深圳市大鹏文艺奖等。

转眼之间，深圳经济特区已走过40多个春秋，这座南中国的新城在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等方面举世瞩目，其文化建设也有快速且傲人的成果。其中，“打工文学”便是深圳原创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本土文化品牌。作为打工文学的首倡研究者，站在今天来回顾这一文学形态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梳理其对深圳特区文化的独特价值，应是一道颇有意义的命题。

01 打工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打工大潮。在此背景下，我于1985年从内地高校调到深圳市文化局从事文化调研工作。当时，深圳人口急剧增长，但缺乏相应的文化活动场所，打工青年白天在流水线上进行简单机械的操作，晚上下班后无所事事，常常感叹“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他们对文化的饥渴可想而知。每当夜幕降临，在深圳街道上总能看到一群群打工青年挤在当地居民的窗口，“偷看”里面的香港电视，或是成群结队在街道或公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走。这些打工者文化生活单调，平时看的书很少，不是琼瑶小说就是武侠小说，还有一些算命卜卦的书。后来打工群体中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抒写自己的喜怒哀乐：“一早起床，两腿起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坐下去，十会死亡”，这首写在蛇口四海区三洋厂厕所里的“打工诗”，就是当时打工者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可视为打工文学作品的雏形。

1984年，打工青年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圳，海边有一个人》发表在《特区文学》第3期上，小说主人公进城打工的经历，让读者看到由小农经济到大工业文明的转变带来的生存竞争的严酷性，但当时这篇小说尚未引起文坛重视。当我发现它是我阅读视野中第一篇反映特区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作品时，便将其定位为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

与此同时，我发现诞生于1986年7月的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大家乐”活动，是为广大打工青年提供一种自荐、自娱、自演的群众性文化方式，即表演者自愿报名，需交费5角钱就可上台表演，听众免费，“唱得好给掌声，唱得不好给笑声”，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打工文化”而盛况一时。

1988年，宝安区文化局创办《大鹏湾》杂志，其中我读到张伟明的两篇小说：《下一站》与《我们INT》，小说展现出鲜活的打工生活及人物形象，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联系当时接触到相关题材的作品， 我意识到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已经出现，随即写信向《特区文学》总编戴木胜推荐。不久，《特区文学》1990年第1期发表了《下一站》。同年，我在《深圳特区报》发表《深圳文坛绽新花——读宝安县文艺杂志< 大鹏湾>》一文，率先评价该刊发表张伟明等人反映打工生活的“打工仔文学”。又在广东《文化参考报》第5期以《宝安杂志< 大鹏湾> 很有特色》为题，专门评价这种与“打工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学形态。尔后，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在《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我亦在报纸上评介。自始，林坚和张伟明的作品，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然而，真正让打工文学发生广泛影响的是安子的打工纪实《青春驿站》。1991年，该作品先后在《深圳特区报》《文汇报》连载，作品以一种“挑战生活、实现自我”的理想主义，喊出“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激荡着千百万打工者追梦的心，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我在深圳广播电台参与主持“打工天地”节目，开始评介。那一年，我在广东文学评论刊物《当代文坛报》第2期发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的文章，正式提出“打工文学”这一命名。同年10月8日，《特区文学》编辑部主办“中国经济特区文学研讨会”，我以《一种新的特区文化现象：打工文学》为题发言，引起与会者关注，《文艺报》对此做了报道。上海《文汇报》也发表了《“打工文学”异军突起》的文章，称其“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

1992年，我与宋城等几位同仁策划并由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共八册，其中由我主编《青春寻梦》报告文学集并作序），这是打工文学作品首次正式结集出版。

1998年12月，《羊城晚报》推出《情系20年· 打工文学专刊》，发表了黄伟宗、张木宁、钟晓毅、谭运长等人的相关文章，以及我整理的《打工文学代表作品年表》。

2000年5月，我主编56万字的《打工世界》一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分为“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评论”三部分；同年10月，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深圳文化研究》推出“打工文学”专辑。

2000年8月，由我主持的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大写的20年· 打工文学研讨会”在深圳宝安区举行，这是首次举办全国性的打工文学研讨会，在打工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及国内知名专家济济一堂，刘斯奋、王京生、黄树森、胡经之、何西来、阎纲、陈辽、刘峻骧等50多位专家出席。同时，《羊城晚报》发表了我与黄树森先生对话的文章《关于打工文学》。

2004年，我在任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期间撰写的《文化视野中的广东打工文学》一文，入选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文选》之“文学评论卷”。我参加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文艺理论高级研修班”期间，《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先后就打工文学问题采访我并发表了专题文章。2005年，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评选“文学创新奖”，我因倡导并从事打工文学研究而获奖。同年，共青团中央为打工文学喝采而设立“鲲鹏文学奖”，王十月等人荣获该奖项。

由于打工文学日益广泛的影响，越来越多劳务工创作者加盟其中，我建议在每年举办的深圳“读书月”中专设“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在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支持下，2005年12月，由深圳市文联、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等单位策划主办的首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在宝安区隆重举行，邀请邓友梅、雷达、何西来、黄树森、李敬泽、谢有顺、陈小奇、张陵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同时王十月、郑小琼、周崇贤、黎志扬、安子、何真宗、柳冬妩、谢湘南、刘大程、戴斌、程鹏等打工文学的作家代表也应邀到会。市委领导表示，希望将宝安打造成“全国打工文学创作基地”。此后，“全国打工文学论坛”每年举办一届，成为深圳“读书月”的品牌项目。

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打工文学因其原生态的粗粝、朴拙被主流文坛所漠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批打工文学佳作出现，开始引起主流文坛的关注与重视。2008年1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等单位主办“2008 打工文学· 北京论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领导杨新贵、陈建功、张胜友，以及著名评论家雷达、李敬泽、胡平、孟繁华、贺绍俊、蒋巍等专家出席。由我带队，王十月、戴斌、曾楚桥等12位打工文学作家一同赴京，与到会专家进行对话与讨论。我在会上作了《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文学价值》的专题发言，打工文学作家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了作品并参与讨论。到此，深圳创造的打工文学终于登上了当代中国文坛的“大雅之堂”。

当然，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态，必须有翔实的文本资料作为支撑。有感于此，我一直跟踪收集打工文学资料。1992年，我与海天出版社的宋城副总编策划国内首部《打工文学系列丛书》。2000年，我主编出版《打工世界· 作品评论集》。自2007年以来，我先后主编了《打工文学作品精选 · 诗歌散文集》《打工文学作品精选· 中、短篇小说集》《打工文学备忘录》《打工文学纵横谈》。与此同时，在深圳市各区宣传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不少打工文学作家也获得了资助，推出一批成果。宝安区文联还专门出版了《打工文学作家评论集》。

2018年5月20日，新华社发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文章的开篇——《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从深圳发展奇迹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专门写道：“1989年的百万民工南下潮，让深圳成为外来工聚集最早、最多的城市。来自广东梅县的打工妹安子，在1992年写下首部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记录了深圳火热的打工历史。”

2020年，在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的支持下，海天出版社“以深圳文学讲中国故事”，组织出版了《深圳新文学大系》，其中就有60万字《打工文学专卷》，由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杨教授主编并作导言。应该说，在深圳这个拥有最多外来劳务工的城市里，打工文化与打工文学一直获得主流社会的关注和扶持。从“大家乐”文化广场的倡导、外来青工文化节的诞生，到“全国打工文学论坛”的创立，无不体现出这座城市管理者们的远见卓识。

02 打工文学与特区劳务工的光荣与梦想

“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在深圳这座拥有最多外来务工者的城市里，一批又一批务工者汇集在这片热土上，开始了漂泊艰辛又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寻梦之旅。所以在打工文学中，我们看到最为常用的词就是“梦想”。2010年，深圳为“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征集广告词，邀请著名学者王鲁湘作为征稿召集人。全国有很多专家名流参与撰稿投标，最后选中的是一位名叫郑慧琦的深圳打工妹的作品：“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这句话其实就是她在外资厂工作的切身体会，特区劳务工的视野已经由关注自己的生活扩大到了世界。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广大劳务工才有机会奔赴特区，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美好生活的梦。

打工文学诞生至今，汇聚了大量的打工文学作者，不断涌现出大量可圈可点的作家和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我与这些作家大都有过交往，其中包括早期的打工文学代表人物林坚、张伟明、安子、王十月、盛可以等，此外，还有谢湘南、郭海鸿、郭建勋、郭金牛、许立志、柳冬妩、曾楚桥、程鹏等打工文学作家，以及新生代打工文学作家萧相风、陈再见、卫鸦、唐诗、邬霞等。他们以各具特色的作品和成就构建出打工文学的强大阵容。

早期打工文学作家张伟明的小说《下一站》，以及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等，反映了特区打工者的生存状态与漂泊感，真切地表现了打工者在“别人的城市”里，为了追求理想而不断走向“下一站”的历程，有一种“沉重的潇洒”特色。他们是打工文学最早的践行者。可以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们的作品曾影响了整整一代漂泊异乡的打工人。

自称是个“不安分”的打工妹的安子， 在深圳这座充满机遇的城市里，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她以“打工妹代言人”的创作动机和使命感，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她的成名作长篇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以“微笑看世界”的视角，描述了打工妹们复杂的心态和执着的追求，在特区打工阶层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安子在创作中总是以“微笑看世界”的视角，鼓励打工者们“挑战生活、实现自我”，在现代都市实现“圆梦”的理想。在深圳特区创办20 年之际，安子被评选为中央电视台“20年20人”之一，创造了打工者“圆梦”的奇迹，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打工者的偶像。

1992年，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下一站》、安子的《青春驿站》、黄秀萍的《可厌的风雨夜》一齐荣获首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展示了打工文学的实绩。

在打工文学作家之中，取得最突出成就的是王十月。这个只有初中学历，在建筑工地抬过水泥、在酒店里刷过碗、在时装公司当过绘画师的打工青年，在宝安打工多年，饱经坎坷，但还是一步步走向了成功。他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他的长篇小说《无碑》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成为“当代打工文学的领军人物”与“劳务工的代言人”。王十月认为，“文学应该直面时代最主要的真实。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最能直面时代真实的，打工文学肯定当仁不让。鲁迅文学奖评委会授予我鲁迅文学奖，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关于对打工文学的评价，王十月说：“我对打工文学充满信心，虽然这个标签的名字不怎么好听，也因其概念缺乏严谨的学理支撑，而被一些学院派诟病，但争论命名的科学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打工文学还在发展中，还没有出现真正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多年以后，如果有人要研究打工者的生活、内心，看打工文学就能看见他们内心鲜活的经历，这就是中国这三十年来最大的一个群体的感受。无论是从文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这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我相信，三十年后回头看打工文学，可能才能真正清楚它的价值。”

谈论打工文学，自然离不开打工诗歌。深圳亦是最早诞生打工诗歌的地方。以当年蛇口工业区三洋厂的“厕所涂鸦”为先声，到1992年，宝安区石岩镇打工青年郭海鸿创办的“加班文学社”，以手抄报发出的宣言：“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的加班，现在我们（拿笔）为自己的命运加班！”深圳的打工诗歌方兴未艾，其中早期最重要的一位代表人物是谢湘南。谢湘南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从湖南来深圳打工，他的诗歌描写了众多打工人的心声，由此进入诗坛视野。1997年他参加了诗刊社主办的“青春诗会”，其诗集《零点的搬运工》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0年卷）。文学评论家杨匡满先生曾撰文盛赞《零点的搬运工》，认为其是“我至今读到最好的打工文学”。在谢湘南之后，有程鹏、安石榴、李晃、孙夜、王顺健、邬霞、蒋志武等大批打工诗人涌现。

在深圳打工诗人群体中，率先将诗歌推向世界的，是来自湖北的农民工郭金牛。在深圳闯荡20年后，是诗歌牵引他从工棚与出租屋走向世界文学的殿堂。2013年，郭金牛凭诗集《纸上还乡》获得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2014年，德国汉学家顾彬把郭金牛的诗歌翻译成德语，尔后此诗集还被翻译成英语、荷兰语、捷克语等多种语言风行海外。2015年6月，郭金牛应邀出席第4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并作主题发言；同年10月，他应邀出席德国柏林世界文化宫参加大型文化活动，与国际华语诗人杨炼进行了一场《中国· 深圳· 打工文学：沉默的风暴》的专题对话，又一次将打工文学推向了国际视野。

对于打工文学，郭金牛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以为“文学与诗歌，从来就是高贵的，前面加上‘打工’一词只是对一个新的文学现象方便归类，因而‘打工’一词丝毫不损坏文学或诗歌的高贵，如果有人说打工文学或者打工诗歌上不了台面，只能说是他们的偏见，或者说他们本身对生命与文学还处于一知半解状态，说严重一点，是他们的情怀及自身修养境界不够”。

在第十一届深圳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上，郭金牛告诉我，他到海外介绍中国的打工诗歌、打工文学之后，海外很多学者认为，打工文学所经历的生命体验，与世界性的文学高度是一种同步体验，其展示的人文关怀和审美意境，与世界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步的。因而他认为“深圳打工者的经历，成为一种独特的标本，我觉得这是我的诗集被国际关注的主要原因”。

打工文学作家群体里卧虎藏龙，有着丰厚的人才资源与各具特色的创作个性。如率先在《收获》发表小说的曾楚桥、以小说《天堂凹》改编成电影的郭建勋、以非虚构作品《词典：南方的工业生活》获“人民文学奖”的萧相风、以创作《深南大道》扬名的戴斌、创作《我是一朵飘零的花》的房忆萝、以散文集《在大地上居无定所》获“孙犁文学奖”的程鹏、以《清秋日记》获深圳十佳文学奖的唐诗等等。而近年来在宝安打工群体中涌现一批草根评论家，如唐小林、廖令鹏、谢端平等，在国内众多著名报刊上发表文章，拓宽了打工作家的写作边界，成为文坛亮点。

总的来说，在特区劳务工一线建设者中，涌现出大批文学人才，以他们对文学天生的热爱和独特的感悟，创造和奉献出多姿多彩的文化作品，谱写了深圳人的光荣与梦想，也部分地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正在成为当今文坛的一大亮点。

03 打工文学对特区文化的价值意义

时至今日，打工文学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对特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价值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扩大了深圳特区的文化影响。

打工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引起了海内外文学界专家的关注。莫言、陈建功、何西来、李敬泽、雷达、陈思和、张胜友、黄树森、黄伟宗、饶芃子、蒋述卓、黄修己、胡经之、张颐武、李杨、江冰等著名学者一直给予关注扶持。海外也有一批学者热衷此项专题的研究，如韩国的朴宰雨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日本留学生李莹博士、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健佑先生等。尤其是荷兰莱顿大学的柯雷教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刘双，曾专程就打工文学来到深圳采访我，并专门将深圳打工文学作为科研项目。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还有贺绍俊、邵燕君、李云雷、陈福民、周水涛、贺芒、武善增、周航、何轩、刘畅等专家学者，也在进行专题调研。正是他们的关注与研究，使打工文学备受瞩目，对深圳特区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其二是丰富了特区文化艺术的创作资源。

打工文学以其烟火人间的丰富性和底层经验的独特性，反映并记录了异常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生命体验，为当代文学艺术提供了最为鲜活的中国经验以及丰富的创作资源。既引起世界关注的目光，也引起特区乃至全国文化艺术界的重视。1988年在出席北京第五次“全国文代会”期间，著名导演张良听说我在研究打工文学，很感兴趣，约好要来深圳采风，尔后他与夫人王静珠来深，创作拍摄了电影《特区打工妹》。同时，广州电视台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深圳电视台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深圳人》，深圳歌舞团排演的舞剧《深圳故事· 追求》等等，都着眼于“打工群体”，都在打工文学中寻找素材与资源，客观上亦为“打工文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打工文学源于生活，带着泥土的芳香，具有清新刚健的文风，对矫揉造作、颓靡不振的文风是一种冲击，从而提升审美境界与艺术创造力。

其三是实现了劳务工群体的文化权利。

我们之所以关注和扶持打工文学，是因为外来劳务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既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文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应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也应享有文化权利。这种文化权利包括文化享受的权利、文化参与的权利、文化创造的权利、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的权利 ，而并非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文化娱乐活动，以解决他们业余生活单调枯燥的问题。参与打工文学创作，就是他们实现文化创造权利 、表达精神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大家乐”文化广场活动一样，打工文学对于打工群体具有号召、凝聚、整合、同化的功能。“天下和静在于民乐”，人民大众的精神诉求有了宣泄的窗口，社会就会更加宁静和和谐。因此，通过“打工文化”和“打工文学”，激发劳务工的生活储备资源和创造活力，对于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参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创造，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比如，打工妹邬霞创作的诗歌《吊带裙》（获深圳青年文学奖），将制衣厂女工的辛勤劳动和美的憧憬结合，嵌入了作者亲身体验，讴歌了劳务工的美好心灵，被誉为一首表现“劳动之美”的佳作，在央视等多家媒体和高等院校多次朗诵，广受欢迎。早期打工作家黄秀萍，20年后蝶变为白领丽人，仍不忘初心，写出长篇小说《中国智造》，被列为中国总工会重点扶持的文学项目。

2021年10月22日，深圳光明新区举办了第五届全国打工文学大赛颁奖活动，收到全国各地作者投稿735篇，来自南京的邹江睿的小说《吃土豆的人》，深圳的陈素云的散文《被房号串起来的日子》，泉州的林传凯的诗歌《把恍惚又隐晦的光芒换下》分别摘获小说、散文、诗歌金奖。大赛总评委，著名作家邓一光感叹：“打工文学已经形成当代最广泛的文学话题。”评论家指出，小说金奖获奖者是00后，“说明打工文学后继有人，前景可期”。“打工是现代城市中日常的生存方式，是工业社会波澜壮阔的劳动景象……打工文学就是珍贵的城市文学。”亦有论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工文学出现宽泛化的现象。当年珠三角涌来的打工者，与新时期进入大湾区的建设者，在年龄结构、文化水平、行业类型、审美情趣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关注基层打工者的初心应该不变，即要将真实性、文学性、时代性结合起来，坚持歌颂真善美，批判假恶丑。”

毋庸讳言，打工文学是大众文学，打工作家的写作素养和理论准备普遍不夠。但是，文学不等于经典，精英写作与打工文学并存，这才是和谐的文学生态，只要是与人民的生活呼吸联系在一起，就是人民需要的“活的文学”。

当深圳特区迎来40岁华诞的时候，《中国艺术报》专门就打工文学对我作了一个专访。我一直认为，打工文学是深圳劳务工最早发自内心的呐喊，是他们根植于生活所创造的独特文化产品，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很有必要将其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使之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打工文学”从一种文学现象到成为一个文学品牌，是深圳立足本土的创造，已经扎根特区、辐射全国与海外，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中国经验，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有感于此，30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先后编撰了《打工世界》等6本专著，共200多万字。如果说，我对中国打工文学运动有少许贡献的话，可能就是对劳务工群体的文化创造成果进行了精心保存和仔细爬梳，勾勒出中国打工文学发展一条薪火相传的脉线。这也是追慕先贤搜辑文献、保留史料这一优良传统的心愿所驱使，就是希望能够“鉴于往事、嘉惠后人”，为后来研究者的继续开拓奠基铺路，尽一点绵薄之力。

 

内容：《文化深圳》2022年第2-3期

文/杨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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