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记者 陈黎

     被称为“岭南才子” 的邓康延当过《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然后毫无预兆地“跳进火坑”，辞职去做纪录片。

     三年后，当他历尽艰辛、大把烧钱，拍出了远征军主题的《寻找少校》后，这部纪录片为他的公司带来的收入还不足拍摄成本的三分之一。可是当《寻找少校》播出时，很多人当场落泪了。这部片子后来拿了很多大奖，人们不敢相信，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片子竟然出自深圳这座现实的城市。

     现在，拍完了“少校”、“先生”等一大批撼动人心的纪录片后，邓康延把摄像镜头转过来，对准了一群来自深圳民间的草根，一拍就是两年多。

     明天，这部12集系列纪录片《民间》就要来了，在深圳中心书城进行纪录片首播、光碟首发、展览开幕。《民间》到来之前，我们专访了这位民间纪录片制作人，深圳市越众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制片人邓康延。

     现在的拍摄 纪录未来的历史

     深圳晚报：以前你拍纪录片的人物都是有传奇、有亮点的人，这次为什么会把镜头对准普普通通的民间草根，拍《民间》这个题材？

     邓康延：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想拍这个题材。在我所寄生的第二故乡深圳，年轻的移民来了，他们有钱、有闲、有观念，他们关心自己的生活，也关心这个城市，不断寻找着自己能够为这个城市做的事。在网络发达以后，他们很快地在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聚拢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民间组织，为保护海洋、山野救援或者挑战自我等等不同目的共同展开行动……我认为，这种方式开创了人类组织活动、公益活动的一个完全崭新的境界。

     我一直觉得，深圳的民间组织，多元、自主、活跃，具有公义良知、现代环保、健康快乐的特质，堪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机的样板。在我看来，他们是以热爱为组织，构筑着人间山水。在深圳这样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城市里，来自民间的草根力量这样蓬勃，我认为，它们也是深圳的一张名片，我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去推他们。

     深圳晚报：听说你未来还将继续拍摄更多的民间组织，除了展示来自深圳民间的草根力量，这部系列纪录长片的价值是什么？

     邓康延：前段时间，我们在回顾深圳30年历史的时候，去调了很多资料出来。结果发现，这30年中，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场景乏善可陈，几乎就没有，大多数是各种会议和领导讲话。

     现在的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惟有你把这些纪录下来了，许多年以后，人们才能够看到当时的人和环境的真实生态。否则的话，留下来的永远就只有各种会议、领导讲话、形势一片大好、街上的高楼大厦……

     这些全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惟有人的命运、惟有这个城市的真实轨迹，才是有生命力的，它是纪录片的内核，也是未来我们影视人的财富。

     这部《民间》，都是真的人，真的事。我不矫情，不遮掩，直面真实，直击现实，纪实的魅力就在这里。我们拍的纪录片中，有些即使现在播不出来也没关系，因为它们是为未来准备的。纪录片，是面向未来的呈堂供词，它的价值一定在未来。

     振臂一呼 全城百公里

     深圳晚报：深圳的民间组织数量和种类都很多，为什么选择这12家？

邓康延：在深圳的几十家民间组织中，我们进行反复筛选，选定了这12家。首先，它们都是公益的、阳光的、活跃的，同时它们都有好故事，有的故事很好玩，有的则充满戏剧性冲突。还有的民间组织是深圳所独有的。

     深圳晚报：在这些好故事中，让你感到最震撼的是什么？

     邓康延：深圳的磨房网连续13年组织的百公里活动。他们每年在网上简单地发布一下活动信息——时间、地点，需要招募义工，马上就有几千义工云集响应，我们去拍百公里活动的时候，发现漫山遍野都是人，有几万人，其中还有海外的华人、港台，上海的、北京的，都赶到深圳来参加活动，非常壮观。

     行走百公里，在有些人看来完全是自虐，但是磨房百公里每年都几万人参与，坚持了13年，这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大家都认为，这个现象和这个城市的气场、这个城市所崇尚的那种不拘一格的自我挑战是相呼应的。

     如果说人们都是去参加磨房的活动、挑战自己的极限还好理解，可是有些人身体状况根本走不了那么远，不能参加活动，但是他甘愿当义工：守在路口，给参加活动的人端茶送水、指点路标、医护保障、做啦啦队员，看到他们，你能感受到来自民间的那种很阳光的力量。

     “拍散”了想上春晚的乐队

     深圳晚报：有没有特别感动你的故事？

     邓康延：在深圳有一支山野救援队，他们自己掏钱、花着自己的时间，连集训都是每人交200块钱，凑起来进行野外培训。可是他们做什么事呢？一旦山野户外有人被困了、跌下山崖的求助，他们就会紧急出动，赶去救援。

     而且他们非常专业。在我们拍的过程中，有一次南澳那边的派出所给他们打电话求助，说有一个自杀者淹死了，家长等着孩子的尸体能弄回来。救援队拿起装备就开车出发了，我们拍摄组也紧跟着一起去了。

     当晚风大浪大，岩石上也找不到树，救援队就放了两条绳索，两名队员攀着绳索、开着头灯，吊在山崖上找。一直找到凌晨5点多也没找到，后来在几公里以外的海滩上发现了尸体。他们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还知道了一件事：他们的前任救援队长在带着救援队户外训练的时候，误食野菜，意外死了，让人感到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凉。后来他们在救援别人的过程中自己遇到险境，山里淳朴的老乡们又救了他们……这些故事，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对生命的珍惜和人们之间爱的传递。

     深圳晚报：都是正能量吗？在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感到失落的时候？

     邓康延：跟着一支乐队纪录片拍了一年多，结果到最后，拍的乐队散伙了。拍了这么久，和他们已经有了感情，看到这样的结局，确实很失落。

     深圳的“原上草”街头乐队，是第一支在中心书城广场上演出的民间乐队，当时政府还没有适应这样的民间乐队，所以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冲突和矛盾。

     我们跟着他们拍了一年多。最好的时候，他们唱完一天后每个人能分到七八十块钱，他们都很欣喜，觉得今天很有收获，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上春晚。

     可是在我们拍了一年多后，他们却要散伙了。其实那时深圳市政府已经开始支持民间乐队，他们的外部条件好了很多，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人人都可以在那个广场上唱，广场变得非常热闹嘈杂，加上他们自身又出现了矛盾，后来一直分分合合，起起伏伏，到最后还是解散了。我们就这样把整个过程真实地拍下来，完全是一个民间乐团发展过程的原生态。

     之前我们和央视第9频道联系播出的时候，听说我们拍了一年多，把乐队都快“拍散”了的时候，他们一下就有了兴趣，在他们看来，这种真实的原生态呈现更有价值。

     前几天，我们拍到在中心书城广场上，“原上草”只剩下骆老师一个人还在孤独地拉琴，身边也没有什么观众，我们心里也很难受。但是我们的镜头同时也真实地纪录下就在骆老师的旁边，一些新的乐团又出现了，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

     这个真实的镜头让我们领悟到：虽然“原上草”衰败了，但是深圳有这样一片土壤，可以不断生发出很多美好的、健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