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诉人:
熊春,39岁, 杨先慧,36岁,电子厂员工
7月，熊春、杨先慧夫妇离开家乡四川达州市渠县拱市乡，到深圳打工，准确地说，是杨先慧带着熊春和女儿来的，因为女儿5岁、而丈夫熊春身患重病，身坐轮椅、生活不能自理。杨先慧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半夜11点外出拾荒，她要努力增加每一分钱，让一家人生存下去、并能给丈夫治病、同时培养女儿。
今年是杨先慧的本命年。也许丈夫能够得到治疗、重新站立的希望非常渺茫，但它再微弱，也是激励这个柔弱而坚强的女子的一点灯火，这点灯火在风雨中飘摇，却从不曾在她心中熄灭。
1
恋爱结婚
也许，激励着杨先慧能支撑到今天的，就是心底里那份带着羞涩与甜蜜的爱情。
她和熊春同村，小学就读同一所学校，每天放学时，两人都沿着同一条路回家。这条路很长，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没有说过话。熊春上了初中，放学走的还是那条路，依旧是小学生的杨先慧看他斜背着大书包，羡慕得不行，因为她觉得只有成绩好、上进的人才可以上初中。彼此还是不说话，因为害羞。
熊春毕业后，十八九岁的年纪，按农村习惯，该订婚了。父母托人介绍了好几个女孩，无奈家里很穷，对方一看房子破旧、却看不出熊春将来能有何发展前途，因此都没答应。
其实熊春心中已经有了个女孩温柔的身影。他托二妈去杨先慧家提亲，当两个年轻人被介绍人相约着相对而坐，杨先慧的脑海中浮现出当年放学回家路上的情景，羞涩地低下了头。
订婚后，熊春到深圳沙井打工，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未来的生活，后来未婚妻也被接来，进了西乡一家工厂。回忆起当时的热情，熊春现在还会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磁铁一样一有空我就往她那儿跑，每周给她写一封信，有时信件还没有到，人就先到了。”
每周固定出现的情书，在杨先慧的厂里造成不小的轰动，让她非常不好意思、又觉得非常甜蜜。有时她也给熊春回信，被熊春放在枕头下，闲时拿出来读了又读。
杨先慧比较内向，不爱多说话，为人温柔朴素，她不嫌弃自己家穷，让熊春觉得她非常值得信赖，见面后，往往是属猴的熊春说个不停，逗得杨先慧不停地笑。她觉得熊春长得挺帅的，性格也合得来，跟他相处很开心，
感情越来越深，熊春觉得两人再也不可能分开了，1992年提出回家结婚。两人分别请了一个月的假期，回家办了一场热闹的婚宴，这时一个24岁、一个21岁，在当地算是晚婚的。婚后又回沙井，打了6年工后，1998年在家里盖了砖房，楼顶很奢侈地扣了两层水泥板。
房子一建好，这个家就是真正建起来了，熊春心里喜滋滋的，觉得勤奋打工，还是可以改变住宿条件的。
2
村官生病
打工多年，房子盖起来了，要让父母享福，因此两人呆在家乡。家乡地处三乡交界，离乡政府较远，通讯与交通都不方便，2001年熊春拿出几千元，在家里安装了一台子母机，取名“便民电话”，然后在最高的山顶装上高音喇叭，将自家建成了一个通讯站，三个乡的人要打电话，就到他家来，如果有在外面打工的乡亲给家里打电话，熊春就通过高音喇叭喊人来接。打电话则按便民的原则优惠收费，接电话不收费。三乡交界，方圆也有几千人，所以那时熊春很忙，跟村民也非常熟悉，子母机还经常出故障，维修费用很高，其实靠它并赚不到钱，种田仍是主业。
熊春脑子活，也愿意做好事，为了方便交通，他和父亲、妻子还断断续续地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为村里修了一条一公里长的土路，至今仍在使用，地面平坦，开车也没问题。
也就在那个时候，熊春开始感到，双腿在小腿肚以下出现对称性的不舒服，容易抽筋，慢慢地走路也变慢了。在农村干活，疼点累点没啥，因此他也没有在意。
2002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因为有“便民电话”的接触与了解，以及修路的公益行为，加之人也年轻，大家都选熊春当村委会副主任。村官上任，熊春搞山头绿化、落实村里土烟的种植面积、抓群众税收，忙得不亦乐乎，决心带领家乡人，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同年，女儿出生、熊春的父亲查出膀胱肿瘤，家事与村事交织，熊春忙着村里，家里的事情基本上全丢给了妻子。
不过，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异常：跟别人一起走着走着，就落在后头、赶不上趟，而且腿抽筋加重、走路如果太急小腿会有点不舒服。有人建议他看医生，但他觉得自己年纪轻轻，吃饭没有问题，应该没有大事，加上太忙，也没时间。
2003年夏天，他在田里插秧，感觉脚从泥土里提起来都非常吃力，妻子和父亲害怕了，几番催促，他才去医院。
但是，医生说他没病，因为给他检查、让他走路、蹲下再站起，都没有问题。随后的复查、在其他医院的检查，都没查出问题，药也吃了，腿还是不舒服。
熊春就觉得这病很奇怪，自己天天都不舒服，可是医生检查却说没病。他再三跟医生说，自己肯定有病，否则不会来医院，毕竟在农村钱是来之不易的。
医生怀疑脑部有问题、或者是神经肿瘤，但CT和核磁共振仍然没有发现问题。一名医生开始翻医书，然后建议熊春做肌电图（这在当时还是新名词），最后，他斟酌再三，写下：不排除运动神经元损伤。
到底自己是什么病？熊春很着急，又两次去重庆一家大医院，“专家当时也不告诉我，因为当时我还能吃能走、到处跑，看上去跟正常人一样，只是腿不舒服。”
住院、化验、检查，药也吃了不少，但不见效果，2003年12月，他又来到一家大医院，专家对他的病也感到奇怪，组织会诊后沉吟不语，熊春坐在病床上问：“是不是神经元方面的病？”专家说，这种病叫“运动神经元病兼原发性侧索硬化症”。“这病能不能治？”专家说：不能治。熊春呆了一下，问：“那，是癌症吗？”专家说：不是，你不会一下子死掉的，比那些癌症病人要幸运。
熊春不能接受现实，心中出现很大的包袱：为什么别人得病都能治，我却不能？又不是癌症。他想不通，开始病急乱投医，到处找所谓“偏方”，同样没有效果，到了2005年，已经需要拄着一支棍子才能走路，但也基本花光了积蓄。他的心情很坏，着急、发脾气、或者生闷气，有时还对妻子吼。杨先慧虽然委屈，但看着原本帅气坚强的丈夫现在如此脆弱，也不怪他，他自己就内疚起来，流着泪赔礼道歉。
3
心生希望
积蓄花光了，病却在加重，熊春陷入绝望，失去信心。去年初春时节，他独自从成都求医后返家，半夜12点到了达州有庆镇，天下着雨，他提着胶桶、背着背包，敲开一家小旅馆的门，旅馆老板不敢收留他，在他的恳求下，带他到他姐姐家的旅馆。在楼上住下后，熊春不知道淌了多少眼泪，他越想越绝望，真想从楼上跳下去。
一夜没睡着，但第二天还是要硬着头皮回家，因为孩子还小，不能撒下他们不管。他坐在院子里的凳子上，不想讲话，偏偏妻子在厨房里，一边喂猪，一边问这问那，熊春话很少地回应着。杨先慧感觉到了什么，问得更加细致，熊春忍不住告诉她在旅店那晚的想法，妻子安慰他：“慢性病，一下治好就难，要慢慢来。”话虽简单，但被妻子温柔地说出，熊春感到很大的安慰，心里又生出了一线希望。
但微弱的希望很容易熄灭，尤其是见到妻子很累、但又不说出来的时候，熊春就觉得拖累了妻子，很歉疚。他是性格外向的人，在妻子面前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因一点小事而乱发脾气、对妻子大吼，杨先慧大多默默地宽容着，但难免觉得委屈，要知道，农村种田需要肩挑手提，作为女人，仅农活就够她劳累的，还要做家务、照管一家老小、还要默默承受他的疾病和坏脾气及不可预测的未来……
焦虑、绝望与歉疚感之下，一天晚上，熊春悄悄进厨房拿起了菜刀，杨先慧一下子明白了他的心思，抢下菜刀，惊吓得大哭：“不要这样，有我在，再苦再累、不管你怎样，我都会照顾你。”熊春也哭了：“不要挡着我。”夫妻俩哭成一团。
这件事给了杨先慧很大的惊吓，同时她知道自己一定要更加宽容、并且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丈夫的病。她对熊春说：“我们出去闯一闯，一定要想办法让你站起来。”她的坚定的态度，让熊春打消了轻生的念头，意识到：她对我有信心，我更应该积极一些。
病情越来越重了，熊春已经无法干活。一天，电视新闻里一则关于残疾人家庭的报道触动了他，心想：自己有了困难，政府、亲友都来看望，但我已经不能为社会服务了，不如做些有用的事情。
于是，他偷偷地、一笔一画地写了一封遗书，放到抽屉里：“如果治不好，死亡来临，我愿意将身躯交给医学界做实验，将所有有用的健康器官捐给需要的人，让他们的生命得到延续，这是我想为社会做的最后一点贡献。”
今年初，熊春的父亲病故。6月，杨先慧无意中发现了丈夫的遗书，深深感动、也深深震撼了，她决定，要带丈夫和孩子到深圳打工，为丈夫治病。熊春担忧地问：三个人出来，就你一个人劳动，怎么办？杨先慧说：“我会想办法。”
4
再闯深圳
7月，一家三口来到沙井，租下一间六七平方米的简易房，屋顶覆盖着铁皮，里面放了一张一米宽的铁架双层床，上层放着简单的行李，全家人挤在下铺住。
杨先慧进了一家电子厂，白天晚上地干活，拿到千元左右的工资，房租水电每月要300元左右，因此，她要设法用700元钱让一家人生活、供女儿上幼儿园并攒钱给丈夫治病。这到何时才可以挣够医疗费？她没有算过，但相信：只要付出一天的努力，就有一天的希望。
9月，厂里活变少了，只拿到600多元的工资，杨先慧着急之余，想到一个办法：何不晚上下班后去捡垃圾卖钱？说干就干，晚上下班后，她做饭、吃饭、给女儿冲凉、给丈夫冲凉（她几乎抱不动他），然后走进黑暗的夜色，这时往往已经是半夜11点了，捡垃圾到一两点钟回家，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床。如果是上夜班，她会在凌晨5点下班后再去拾荒一个多小时，然后回家煮饭、送女儿上幼儿园。因此，她的夜班只能睡4个小时。
其实，半夜三更地在外面拾荒，杨先慧心里很害怕，不过，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挣到更多一点的钱，每有一个易拉罐、塑料瓶或者纸皮之类的收获，高兴就压过了恐惧。她把捡来的东西分类，整齐地放到床下、卫生间的顶上，每周卖一次，能有10来块钱。
看妻子这么辛苦，熊春很心疼，但是他只能坐在轮椅上看着、需要照顾。虽然心里很急，但他要求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日前，记者来到沙井，熊春坐在轮椅上，肌肉萎缩的小腿还没有成年男子的胳膊粗，而他的胳膊也出现了肌肉萎缩，如果想提起手臂，一定需要另一只手的抬托。去年他用双手撑住高台，还可以把自己撑起来，但那天，他在妻子的帮助下，试图离开轮椅、抓着上层床铺站立，但费了很大的力气，还是跌坐到轮椅上。
迄今为止，熊春从没担心过妻子会离开，只是担心以后的日子怎么办？记者问杨先慧：“是否有人建议你放弃这一切？”杨先慧流泪了，她的压力比熊春大得多，但她从来不诉苦，她只有一个愿望：能够让丈夫站起来，一家人回到以前的欢笑。
她的力量从哪里来？杨先慧无声地笑了：“他会给我力量，是心理上的力量，每天能够看到他在身边，就觉得很踏实，就觉得，自己能够面对所有的一切。”
记者手记
纯真的爱给他们力量
一个柔弱的女子，正当人生好年华，一场慢性的磨难，让我们看到她身上蕴藏着的坚强，这柔弱与坚强衔接得是如此自然，令人心生敬意。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很多人会被苦难摧毁了自己的性格，变得唉声叹气、满目疮痍，但杨先慧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来对抗苦难，并且温柔依旧。
她的力量从哪里来？都说患难夫妻见真情，但我相信，这也许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杨先慧的压力比熊春大，觉得委屈的时候，她也会热泪盈眶，但是她说，是熊春给了她力量，只要他在她身边，她就能面对一切。
熊春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她的照顾，却是她力量的来源，这句话耐人寻味。当回忆起当年的热恋、说到每周一封的情书，我看到，杨先慧的脸上，不由自主地出现了笑容，仍然有一点羞涩、表情仍然甜蜜。这，也许就是能让她坚持至今的勇气的答案？我们看到，当年那份相互依赖、彼此信任的爱情，在它初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与贫富等世俗条件相背离的不俗气质，注重的是情感的互动、以及相信通过努力能够使生活更美好的朴素追求。
没有抱怨、甚至很少愁苦，只是当熊春在杨先慧的协助下试图抓着上层床铺的边沿自己站起来的努力失败时，忧愁和沮丧才出现在这对夫妇的脸上。我觉得这其实不仅仅是“乐观”，而是经过磨炼后的、一种对生命和生活的基本态度：疾病可以让一个正当壮年的男人只能坐着轮椅，但生活却要继续向前，好在心中有爱，这纯真的爱让他们接受现实、彼此鼓励，沮丧时也有眼泪，该笑的时候，也决不吝啬灿烂的笑容。
也许，千元左右的工资，要三口人生活、还要治疗，这力太微小，无异螳臂当车，但是，这是杨先慧和熊春最好的选择，他们以及他们5岁的女儿都在等待奇迹。
